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细化。

[54]军阀政治与议会政治的相同逻辑，参见EdwardA.Mccord,ThePoweroftheGun:TheEmergenceofModernChineseWarlord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p.310[55]在霍布斯看来，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64]南迁国会的失败实际上源于反直三角的分裂。

支持省宪的议员如吕复、林长民、张树森等人主张各省有权制定省宪法，并概况规定省权，列举规定国权。二、政体问题：以解散权为例就政体而言，民初制宪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作为民初十年制宪的当事人与亲历者，吴宗慈著《中华民国宪法史》被视作民初宪法史中最为详备也最为权威的一部。而围绕解散权及其限制，宪法起草会议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在经历了民初十余年的挫折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重新回到了建国的主题，试图通过党军体制的塑造来结束国家的分裂与动乱，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主、统一的现代国家。

但1912年的《临时约法》却最终确立了议会内阁制的政体，并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和对于行政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仅仅是议员的道德瑕疵，依然无法解释1923年之后整个法统的废弃。最后，至于教学方法与教学方式，可因教师个体的知识累积与偏好相对自由地选择，不可整齐划一。

[8]本来，试图确立政体的一体，也希图用中国政体来支持一体，但中国政体并不是这样的一体，后果就是一体与多体发生了矛盾，但由于多体才具有真实性，就导致了一体抽象性建构的垮塌，导致了一体与多体之间关系状态的混乱不堪。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比较。在中国当今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党不能自外于中国政体之外。如果对此做出延展性评价，似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说，过去乃至今天，我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依恋和崇尚西方法治模式的思维偏向。

[56]详见韩秀义：《草地故事、论证性正义与中国信访出路》，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5]在陈志武教授与何雪峰教授之间关于农地权利设计路向的差别，就间接体现了宪法的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的差异，彼此的高下或许一目了然。

但是，方法相对于问题，其毕竟只是研究的手段与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坚持认为方法与方法论具有从属性，因而对方法与方法论讨论与争鸣必须以所研究的问题为依托，或者说，只有真问题被挖掘与提炼出来，方法与方法论的论争才具有意义，否则极有可能形成方法与问题的交锋，这种交锋或许很热闹，但其实质乃为虚假的交战，可能连关公战秦琼的程度都未达到。对解决对策的讨论也依然在三个层面展开，即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当然，这部分真实性研究是多种学科的交汇领域，那种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会受到挤压，但政治宪法学却大有可为，因为政治宪法学既关注政治（诸如制宪权）又关注宪法，这样，一方面能够为目前的中国政治研究贡献宪法维度，另一方面也能为常态的规范宪法学的研究贡献政治的视角，最终达到政治与宪法的融合。

笔者曾依据中国宪法文本、中国宪法实施实际、百余年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脉络以及西方国家的宪政经验，将中国宪法依次假定为政治法、社会规范与法律，并认为中国宪法实施在逻辑上将是一个从政治共识到社会公识再到法律通识的渐进过程，其中，关于宪法的政治共识是宪法实施的基本前提，在形成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就宪法实施的方式与违宪法律不得实施的类型形成基本的社会公识，社会公识既是对政治共识的社会认同，也是对宪法精神与相关规范的社会认可与遵奉，在政治共识与社会公识的基础上，有关宪法实施的法律通识才能发挥相应的制度作用。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只有建构了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才能在学理上认清中国宪法的基本特质，才能对中国宪法文本做出整全性的解释，以及明了中国宪法文本中不同部分所居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一如高全喜教授所指出的，从政治逻辑上说，我们还只是处在一个现代国家之利维坦时刻。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与细化能够为获得具体、单一国家的宪法（学）知识创造条件，但毋须讳言的是，在各个国家的宪法（学）之间都可能会存在着互相影响的情形，这样就需要在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与细化基础上，比较这些体的共性与差异，比较的目的一如前述。[5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规范与实效层面并不必然认为重庆模式完美无缺，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反而还存在着诸多担心。

许章润教授对李庄案及重庆打黑的评论，详尽内容可参见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建构的自由国族主义共和原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93页。无论笔者对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的体用的内涵解释与选择是否准确与精当，但做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并不突然与唐突：只有对体与用做出果决的选择与安排，才会使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克服以往所存在的弊病，进而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种描述过程中，其关注的核心与其说是中国宪法，不如说是中国的政治主权与意识形态。[50]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是否如此呢？如果在总体上不容易做出判定，那么以个案做出检讨则比较便利。总而言之，政治宪法学方法、宪法社会学方法与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方法理应并存，相互补充，至于何种研究方法具有优先性，则必须以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确定与阐释为前提与基础。区分宪法学研究中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处于知识之学的层次，就没有资格对相关问题尤其是本国问题提出或设计种类繁多的解决对策，而只有研究者上升到思想之学的层次，才有资格谋划问题的解决之道。比如，林来梵教授就指责说，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尤其是政治宪法学的部分学者缺乏应有的法教义学态度，视宪法条文、尤其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文为无物，他们要么认为真正有用的规范准据在宪法条文之外，要么认为仅限于宪法序言。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

[46]冯军：《中国公法研究历史转型的观察与思考》，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当然，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设定是一个较为繁难的学术作业，可以从不同路径、依托不同的学术资源加以提炼与设计。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在体的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消极影响甚大：这种情形既可能左右着中国宪法学者的用力方向与研究效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所存在的混乱与缺失，给宪法（学）的受众（尤其是法科学生）传递的就是片面而非整全、杂乱而非系统的知识，再加之宪法思想之体的单薄，就会造就一批批片面、激进的宪法（学）愤青，就会导致谋全局不得、划局部过激的恶性效果。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载于《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

教学内容的选择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存在体的交织、混溶与繁复，而宪法学教材之所以如此不堪，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杂糅与混乱。[15]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中国宪法学教材存在中西混同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缺乏对中国宪法条文内容的深入挖掘与精细解读，将条文规定简单地同西方各国宪法实践经验相附和。对于富于理想并且深谙政治本质的政治家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王建学：《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教学》，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教学研究专辑。[26]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宪法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的研究就是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而研究之用则是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宪法学的各种方法，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之用的选择。

密集关注西方宪法学有历史与思想上的缘由，当可给予理解，但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完整性角度来看，仍然有理由关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宪法（学）。在本文中，对中国的宪法学与中国宪法学的使用将一以贯之。

尽管探索的结果还显粗糙，但若使之内涵更加丰满与完备，则有赖于中国宪法学者彻底完成从外部观察到内在体认的转变与跨越。[28]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以政府的职能为视角，将国家区分为回应型国家与能动型国家，这样就获得了纠纷解决型法律程序与政策实施型法律程序。亦可参见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载于《南方周末》2011年8月11日。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体的杂糅与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不可能一网打尽，但以下三点尤为值得强调：第一，普世与科学的宪法学追求同宪法个性多样化的矛盾。第二，从知识之学向思想之学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历史性的，在新的发展阶段，公法学仍会继续对西方开放，大量运用比较材料做公法研究的偏好短期内还不会有显著变化，但是公法学者对西方公法与公法学、对自身的公法传统与公法资源不会再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而将趋于理性。而对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争论与分歧来看，根本症结在于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具有不同的判定：政治宪法学虽然没有直言或者竭力回避当下中国仍处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在其字里行间却不难发现它的判断是，我们尚处于革命时代、非常时刻，或者说处于尚待反革命的时代，亟待转向平常时刻的时刻。

也可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43]关于一体二元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框架的具体内容与对相关中国宪法问题的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5]尽管笔者对撰写高度概括与抽象的《宪法学原理》心存疑虑甚至否定，但对宪法（学）的核心问题进行常识性的解释还是具有知识上的可能性的。相对于文本之体与中国宪法的政治法、法律的假定，其用包括政治宪法学方法与宪法解释学方法，如果解释的对象是中国宪法整个文本，就要坚持宪法解释学方法的优先性，如果要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局部解释，那么若解释对象是宪法序言与宪法总纲，就要坚持政治宪法学方法的优先性，若解释对象是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与国家机构，就要坚持宪法解释学方法与规范宪法学方法的优先性，同时辅之以政治宪法学方法

这样，对于宪法研究的方法当然可以独立地加以构思，使之不断地丰富，同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造中，也可以因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某个方法有所偏爱，比如宪法规范分析的方法。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现状来看，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之体的杂糅与缺失，因此，因应之道便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